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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:北京依然守护着文脉的传承

发布日期:2022-08-01 21:14    点击次数:52

7月25日,首届北京文化论坛开幕,邀请了来自文化、科技等行业的领军人物。论坛开幕当天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晓明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。

 

从新文化运动开始,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,到新时期文学,再到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,北京这座城市,一直在引领着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前行,但在如今这个文化多样、娱乐丰富的年代,文学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小。

 

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陈晓明表示,“在碎片化和快节奏的今天,文学依然是民族文化的根基,是一个民族母语的传承与革新、精神的延续和弘扬的基础,而北京这座城市,在现代化历程中,一直都在引领着文学和文化的发展,过去如此,今天亦如此。”

 
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晓明。受访者供图

现代化发端时的北京气息

 

新京报:北京有悠久的文学传统,也有深厚的文学积累,这种积累是怎样开始的?

 

陈晓明:作为千年古都,北京在很长时间里,都是文化中心,也是文学繁盛之地。进入现代化之后,北京也同样开启了璀璨的文学历程。说到北京文学,可能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儿文学,老舍是非常重要的现代作家,也是北京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在那个时代,北京是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开创地,汇聚了胡适、鲁迅先生、钱玄同等一大批优秀的创作者,包括旗手李大钊先生,也在北京,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,也是从北京开始的。

 

北京的现代文化,是丰富而多样的,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的“兼容并包”那样,从新文化运动开始,北京的文化,就带着包容、多元、发展的底色。在文学上亦是如此,它非常丰富,很难用一种概念或定义去理解它。

 

新京报:在你看来,如何认识北京的文学传统?

 

陈晓明:从一开始,北京的现代文化,就有一种革新精神,这是它的本质。它总是在引领进步、开风气之先,这是它最鲜明的特点,它和中国进入现代化的伟大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,甚至一直都是引领之地。

 

新京报:京味儿文学是否也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?

 

陈晓明:京味儿文学,是创作者们在创作中,逐渐形成的北京独有的一种味道,老舍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,但京味儿文学本身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写法,很难去简单地概括。比如《骆驼祥子》,生动地描写了北京的市井生活,带着浓郁的烟火气,有些闲散的味道,但同时,又有中国人内在的韧性,忍耐、善于吃苦,坚定地想要改变命运。

 

事实上,我们也可以看到,当时的京派文化中,还有很多不同的侧面,比如胡适、林徽因他们,也创造一种现代的北京文化的文人气息。还有沈从文的小说,把湘西的乡土文化和北京的气息结合在一起,又是另一种风格。北京这种丰富和多元的文化、文学,恰恰是现代中国殊为可贵的品质。

 

新时代中的北京味道

 

新京报:新中国成立之后,北京文学是怎样的?

 

陈晓明: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新中国成立之初,北京同样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。典型的作家如刘绍棠,他把北京乡村的乡土生活融入作品中,使得京味儿文学又有了另外一种新的变化。同时,许多作家进入北京,在北京活动、创作,他们的作品,也带有北京的特点。比如赵树理,他经常被称为山西晋文化的代表人物,但实际上,到达北京后,他也在不断地吸纳新的东西,在晋文化中融入了许多老北京的味道,比如他的《三里湾》中,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,亦有现代的风格融在其中。

 

新京报:改革开放后,中国文学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,许多优秀的作家,至今活跃在文学领域,当时的北京是怎样的?

 

陈晓明: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时代,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,在那个时代,北京文学、北京文化,同样是引领改革的先锋。不论是伤痕文学,还是现代文学、先锋派,北京都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家,比如刘心武、陈建功、刘恒等,在新时期文学的时代,都有非常重要的作品,也为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 

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北京的文学变得更加繁荣,比如陕军东征中的代表人物,陈忠实、贾平凹、高建群等,他们或在北京发表作品,或本人就在北京生活和创作。还有京味儿文学的代表之一王朔,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变得非常活跃。人们常会觉得王朔的作品故作姿态,带着一股痞子味儿,但实际上是非常严肃的,王朔带有调侃意味的文字背后,其实是新时代年轻人改变自身命运的不屈精神。

 

在北京,文学从不曾衰落

 

新京报: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很多人觉得文学影响力开始衰退了,当时北京的文学是怎样的?

 

陈晓明:王蒙曾说,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,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。但背后的主因,并不是文学衰落了,而是文化形式变得更加多样了。事实上,那个时代的文学还是非常繁荣的,王蒙、王朔、王小波都在大量地创作,那时候王蒙已经六七十岁,但笔力犹健,带有青年共产主义者的豪迈和理想。王朔和王小波也同样各有特色,独树一帜。

 

值得注意的是,那个时期,北京还有很多非常活跃的女作家,比如林白、陈染、乔叶、毕淑敏、徐坤等,那也是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研究兴起的时期。此外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名的许多先锋作家,如余华、莫言等,也在北京活动和创作,他们也是当时北京文学中的一部分。北京的儿童文学也非常强大,比如获得安徒生奖的曹文轩就在北京。所以,北京的文学特质,一直都是丰富多彩的。包括北京还汇聚了大量的高校,因此在文学理论、文学批评的领域,北京也非常繁荣,《人民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一直都在文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,也出现过一大批知名的作家和编辑。

 

新京报:在今天,文学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小,在这样的环境下,北京又是怎样的?

 

陈晓明:文学式微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,背后的原因有很多,文化形式的多样化、科技产品对人的改变等。但文学并没有消失,也不会枯竭,它依然存在,依然在影响着无数人,比如网络文学。

 

网络文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逐渐繁荣。在网络文学中,创作者可能遍布天南海北,但很多重要的平台,都在北京,所以北京依然是创作的重镇,尤其在今天,移动互联网时代,文学阅读的普及性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,创作者的数量,也比任何时候都多。

 

北京的文学,影响的不仅是北京

 

新京报:在如今这个文化多样、娱乐丰富的年代,你认为文学的意义有何变化?

 

陈晓明:很多人对文学未来的命运持悲观态度,我觉得倒不必如此,因为文学,是民族文化的根基,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、教育都要依赖于文学,文学是和母语联系在一起的,母语的传承和革新,也同样依赖于文学,它不可能死去,不可能枯竭,也不可能被别的东西替代。或许有人觉得,文字会被图像替代,比如视频,更加直观,但实际上,文字依然是它的灵魂,这个灵魂不会消失,因为它和一个民族的文脉联系在一起,和它最根本的精神联系在一起。在更广阔的视野中,文学是和人类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,只要生命还在存续,文学就会存在。

 

新京报:你认为文学依然有不可替代性?

 

陈晓明:守护文学,也是守护文化的根基,守护文化的稳定性。在今天乃至未来,科技的发展会不断地改变人们的生活,这是社会的进步。但同时要看到,科技也让生活变得浮躁,变得表面化、碎片化,变得不稳定。靠什么让人们的心灵、生活重新变得稳定?还是文学。

 

斯宾格勒在《西方的没落》中说,“有力量的领着命运走,没有力量的被命运拖着走。”我们只要怀抱着文学的理想和信念,就不会被命运拖着走,而是会引领着命运向前走。

 

新京报:在这个过程中,北京这个文化之城、文学重镇,能发挥什么作用?

 

陈晓明:中国文化的生命力非常强大,这是我们独有的特质,而北京仍然是文学乃至文化发展的引领者,这里聚集着大量的文化工作者、文学创作者,他们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,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无数文学、文化的底蕴。我想,在未来,文学不会被边缘化,也不该被边缘化,因为那是人类曾经有过的一种生活,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,让人成为人的生活。

 

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

编辑 刘茜贤 校对 刘越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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